Factors limiting clean rural energy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m

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缺少工业，用能总量远比城市地区小，占比仅为20％，但其带来的污染排放占比却接近50％。“农村能源转型，攸关能源革命成败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在近期举办的中国能源智库论坛上表示。

新近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要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，推进光伏发电，逐步扩大农村电力、燃气和清洁型煤供给，开展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。无疑，这些都是推动农村能源清洁化的重要举措。

此外，因地制宜地发展沼气、地热能、农村水电、生物质成型燃料等，亦是农村能源转型不容忽视的路径。

沼气、农村水电挑大梁光伏、地热能后劲足

在过去，薪柴、煤炭是农村的主力能源，污染大不说，对植被也有破坏，直到现代能源崛起后，柴火灶和煤炉子才在部分地区退出舞台。这其中，沼气和农村水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替代作用。

一口池子，吞废物、吐气体，农户赖以做饭烧水，这种便利的沼气利用模式，理应推广。事实上，十几年来，中央已先后投入300多亿元资金，用于农村沼气工程建设。

日前发布的《全国农村沼气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提到，截至2015年，全国沼气年生产能力达到158亿立方米，约为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的5%，每年可替代化石能源约1100万吨标准煤。

“我省适宜农户沼气普及率高达65%，沼气用户已由2003年的200多万户，发展到如今的600多万户，规模居全国第一。”国网四川省巴中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刘柄宏告诉记者，“农户和生态环境都从沼气工程中，切实得到了好处。”

《规划》提出，到2020年，全国农村沼气总产量达到207亿立方米，户用沼气达到4304万户；新建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172个，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3150个；农村沼气消费受益人口达到2.3亿以上。这组数据，显然能够说明国家对沼气寄予了厚望。

农村水电是农村能源清洁化进程中的另一个核心角色。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，时常可以见到并不起眼的小型水电站。但正因有了它们，数千万农村居民的生活、生产用电问题得以解决。

据水利部门统计，2016年，全国农村水电新增装机200万千瓦，总装机超过7700万千瓦，发电量达到2500多亿千瓦时，相当于节约7800万吨标准煤。

相较于沼气和农村水电，光伏发电、地热能利用在农村只能算是刚刚兴起，普及程度不高。

农村“光伏热”缘于国家能源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力推的光伏扶贫工程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受益于该工程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预计将达280万户。

地热之“热”，缘于《地热能开发利用“十三五”规划》的发布。到2020年，我国将新增地热能供暖（制冷）面积11亿平方米，地热发电装机50万千瓦。广袤的农村大地下蕴藏有丰富的地热资源，农村居民将受益于地热开发是可以预见的。

扩大电力、燃气、清洁型煤供给至关重要

推进农村能源转型，不仅仅是要开发利用好农村的可再生能源资源，更重要的是，扩大电力、燃气、清洁型煤供给。毕竟从能源消费量上看，后者所占的比重远超前者。

电能是清洁的二次能源。近年来，我国农村地区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，用电负荷迅速增长。春节期间，记者就在豫南山区发现，当地农村用电量增速超出城镇不少，许多农民家庭都在用电做饭、炒菜、烧水、取暖，较前几年明显增多。而以往，薪柴、蜂窝煤才是他们的首选。

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到，2016年，河南所有县供电公司售电量达1029.7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4.68%，比省公司整体售电量增幅高出2.91个百分点。记者还从贵州电网公司获悉，2016年，贵州农村地区用电量同比增长了8.79个百分点。

旺盛的用电需求意味着，必须保障对农村地区的电力供应，确保农村居民用上电、用好电。2016年3月，国务院决定部署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。此后不久，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即宣告正式启动这一工程。

在南方众多农村地区，燃气是继电能之后的第二大商品能源，其中尤以液化气为主。而随着管网设施的不断完善，越来　  越多的乡村也开始像城市一样，用上了更加便利的管道天然气。

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发布的《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研究报告》指出，2015年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中，液化气、管道天然气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13.5%、0.6%。作为一种比较清洁的能源，燃气在农村的应用范围还应继续拓展。

因地区环境差异，在北方农村地区，散煤取代燃气、各类油品，成为第二大商品能源，甚至可争第一。然而，散煤污染严重，每到供暖季、特别是雾霾来袭时，都会变成社会关注的焦点。

治理散煤，可称得上是政府和能源行业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。而清洁型煤的推广，便是治理散煤的着力点之一。综观各省能源、环保“十三五”规划，推广清洁型煤都赫然在列。未来，清洁型煤必将在农村能源清洁化进程中有更出色的表现。

农村能源清洁化掣肘因素及如何应对

尽管需求很大，尽管意义很大，但是农村能源清洁化绝非易事，不可能一帆风顺。

首先是习俗上，让农村居民改变沿袭几千年的用能方式，短时间内接受清洁用能的理念，难度不可谓不大。记者春节期间在豫南山区就看见，有些农户将煤气灶闲置，仍靠薪柴做饭烧水；有些农户将电暖器闲置，仍靠烧木炭取暖。要知道，对于其中大部分家庭来说，烧气并不是多大的负担，而烧木炭的成本甚至高于电采暖。

其次是文化上，农村居民相对保守，对新事物的欲望没有城市居民那么强烈。在非利益相关的情况下，农村居民往往缺乏了解光伏、地热、清洁型煤、节能环保炉具的兴趣，更莫提去尝试了。

最后是资金上，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，使用电能以外的商品能源会给他们带来一笔额外的开支。这笔开支的多与少，直接决定了大部分农村居民能否接受清洁能源。因此，薪柴、煤炭的替代品，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性，这就可能需要财政补贴的支持。

显然，文化和习俗上的阻碍，除了“交给时间”去解决外，也需靠宣传、教育、示范去主动化解。这是一个长期的、潜移默化的过程，急不得，否则只会适得其反。

资金上的阻碍，化解之道有二：一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，再一个是加强财政支持。前者非朝夕之功，后者却可立竿见影。

“对生产和使用新能源、清洁型煤、生物质成型燃料、节能环保炉具等，进行财政补贴，降低农村居民清洁用能的成本，增强农村居民清洁用能的意愿，是推动农村能源革命的关键。”国网能源研究院专家张哲告诉记者。

谢克昌院士则建议，国家应设立京津冀农村能源革命试验区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框架体系内，设立京津冀农村能源革命统一协调机构，统筹制定三地农村能源政策法规、发展规划和标准体系，协同促进能源基础设施发展，优化产业布局，为全国农村能源革命路径提供重要参考。